碧玺唐朝时已进入中国

    碧玺最早出现于中国，据说是在唐朝：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在西征时就曾得到过碧玺，并将其刻成印章。明朝，皇帝专门派太监或大臣到云南腾越督办采购碧玺和红宝石、蓝宝石。特别是明朝永乐年间，斯里兰卡国王亚烈苦奈儿曾向明成祖朱棣贡献方物和宝石，宝石中就有珍贵的碧玺。清代，碧玺有不同的称谓：在清初谷应泰所著的《博物要览》中被称为“披耶西”；随后出现在康熙时期的《清会典》中，叫“碧亚厶”；乾隆时期檀萃所著的《滇海虞衡志》则称之为“碧霞洗”、“碧霞玭”或“碧洗”；光绪时期，陈性所著《玉记》中称“碧霞希”；而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才简称为“碧玺”现在，“碧玺”已成了中国珠宝行业惯用名称。

慈禧太后是十足碧玺迷

慈禧太后用过的翡翠碧玺手串

清代，碧玺曾成为权力的象征，是一品和二品的顶戴花翎的材料之一，也用来制作他们佩戴的朝珠。特别是慈禧太后时代。碧玺在中国收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独揽朝政的慈禧太后除了对翡翠倾情以外，还对颜色丰富多彩、变幻万千的碧玺万分宠爱，是位十足的碧玺迷。
清末太监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慈禧的贴身侍卫，在《爱月轩笔记》中详细记载了慈禧死后陪葬物品的情况：慈禧太后“脚蹬碧玺莲花，重三十六两八钱，估值七十五万两。碧玺近年价极低，然是物大者难得。今若有此物，虽不值钱，亦将合七百元一两也。”这里慈禧太后脚蹬莲花，寓意是“步步生莲”，即使亡灵尽快进入西方乐土。此外，慈禧太后的金丝锦被也镶嵌有很多碧玺。《爱月轩笔记》又有如下记载：“金丝锦被，价值八万四千两，镶八分珠一百粒、三分珠三百零四粒、一份珠五百粒、六厘珠一千二百粒、米珠一万零五粒、红蓝宝石大块者约重四钱者十八、小块者六十七、紫母绿五分重者二块、碧玺、白玉共二百零三块。略估珠值八十五万四千二百两，宝石约值四万二千两。”除了以上两件极品外，慈禧太后棺中还有很多其它碧玺首饰。据清内务府簿册所载，殓入棺中的碧玺有：红碧玺朝珠、红碧玺手串、紫碧玺手串、红碧玺念珠、金镶红碧玺正珠、红碧玺抱头莲、绿玉镶红碧玺抱头莲、红碧玺绿玉穿珠菊花、红碧玺镏子、红碧玺帽花。这些都是慈禧太后死后用来殓葬的碧玺饰品。
其实，作为碧玺迷的慈禧太后，恐怕在活着时即已念叨着要在自己未来的墓葬中置入碧玺首饰了。清朝皇宫档案《普陀峪金井安放帐》有这样的描述：慈禧太后建陵时的“穴”位就在慈禧棺椁下面的金井内，其中也存放有大量的珍宝。自光绪五年（1879年）3月25日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15日，陵墓官员曾奉懿旨先后六次向金井中投放大量珠宝，光碧玺类宝物就计有红碧玺镶子母绿别子一件、红碧玺长寿佩一件、黄碧玺葡萄佩一件、红碧玺葫芦蝠一件、红碧玺双喜佩一件和红碧玺佛头塔一件。

清代碧玺朝珠

可见，不论生前还是死后，慈禧都对碧玺情有独钟。受慈禧影响，碧玺在清朝受到了全国的追捧。甚至还被用为一品或二品官员朝冠的顶珠，用来现实官位和权势。清代嘉应、道光年间，人们喜爱深红色，因此，深红色碧玺（俗称‘双桃红’）的价格极为昂贵。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官员们所佩碧玺尚浅红色，人们争相购买“单桃红”、“胭脂水”等名目的碧玺，一块浅红色（俗称‘单桃红’）就值银上千两。

清代节节高碧玺吊坠

                清宫碧玺多为美国进口
根据故宫史料记载，仅是从1900庚子事变到1908年慈禧归天着8年间，慈禧太后几乎每年都让宫廷造办到美国圣地亚哥采购几顿各色碧玺，其中尤以粉红色碧玺居多。因此，可以说慈禧太后所用的数量十分庞大的碧玺几乎全部自美国加州进口。
位于美国加州大梅萨平原的伊巴拉雅矿是一个优质的碧玺矿，在19世纪末期已闻名于世。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伊巴拉雅矿开采出来的大部分碧玺都出口到了中国，供清朝宫廷作为首饰和雕刻之用。该矿产量大，质量优。然而好景不长，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王朝的奢侈生活也到此画上了句号，其结果是伊巴拉雅矿的碧玺产品滞销，中国市场告吹，迫使该矿关闭。
一直到最近，伊巴拉雅矿才被重新开发。虽然重开的矿井产量也还可以，但碧玺晶体大不如从前了，因而经济效益也大打折扣。

清代碧玺珍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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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碧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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