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最喜欢讲的一个笑话是和一块金表有关的:“我要炫耀这块金表，我总是不停地炫耀它，我很骄傲，它是块古董表，这是我的祖父临终前在病床边卖给我的。”

具备日期和星期指针的手表，配以黑色橄榄木制成的时尚马耳他十字框架（1790年）

从看时间的小机器到成功人士的大徽章，手表一直就是很非凡的产品，经常会随着它的主人的财富增长一起升级。和那些昙花一现的时尚品相比，手表——尤其是一块亮闪闪的金表——能够代代相传地留存下来，它又不像名画或者粗笨的家具之类的传家宝那样深藏不露，只要愿意，你稍微抬抬胳膊就能让人看到。所以，百达翡丽有句很“拽”的广告语是:“你从来不能真的拥有一块百达翡丽，你只不过是在替下一代保管它而已。”

为中国市场创制的黄金怀表，饰有花卉和两只白鸽的珐琅图案（1848年）

既然历史是一块奢侈手表吸引力的组成部分，对于像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这样一个1755年创立的瑞士钟表品牌来说，仅仅是250年这个数字本身就很值得炫耀，去年它进入英国肯辛顿宫举办一场宴会时，也不会忘记对比一下:“1819年，维多利亚女王在肯辛顿宫诞生时，江诗丹顿已经创立了64年！”不过，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手表品牌是瑞士的宝柏表(Blancpain)，它比江诗丹顿早了20年。

白色珐琅表盘，蓝色背景上饰有景泰蓝花卉和雀鸟图案（1860年）

万里遥来二百年，准溯天文列贡珍”，上个月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大厅门口就高挂着这样14个字，这场从北京开始的“江诗丹顿中国古董钟表展”将会在全国6个城市陆续展出。江诗丹顿从它的日内瓦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运来了84枚古董钟表，也包括它的创始人让·马克·瓦什隆(Jean Marc Vacheron)250年前制作的第一枚怀表(展出的是第二复刻版)，这只怀表直径35.60毫米的机芯是直接与银制表壳连在一起，由表冠轮、均力圆锥轮和链带构成擒纵装置，钥匙上弦位置是在珐琅表盘的3时和4时之间，上弦的时候要把掀盖式的表圈和镜面打开。除了钟表之外，展场上还摆放着一些制造钟表零件的古老机器。1839年，江诗丹顿的机械师雷绍特(Georges-Auguste Leschot)曾研发了一套改良式杠杆擒纵机，改变了整个制表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过这项发明。

镶有珍珠和磨光宝石的银制高塔形台钟，可以用表盘1时至2时之间的钟匙上弦（1885年）

1755年，也就是我们的清乾隆二十年，那一年，康德发表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第一个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并预言银河系和河外星系的存在，而乾隆皇帝正在预备他的第二次南巡。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在一份给英国人的上谕中还这样说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圣甲虫”吊坠表，黄金制成，以红黑色或者绿黑色珐琅制成的翅膀镶满钻石（1910年）

最早把西洋钟表带入中国的是欧洲传教士，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进贡”的形式进京。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上的记载，万历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有奏本称几个西夷要来进贡，贡物清单中就有自鸣钟、西琴等物品，他急着想看看自鸣钟的模样，才颁旨命利玛窦一行进京。利玛窦的40多件贡品中有大小两座自鸣钟，皇帝一见就着了迷，不相信这样精巧的制作是出自一个域外蛮邦，只要哪个时辰钟未敲点或停下不走，就要利玛窦飞马赶来。据说，皇太后曾向万历帝借他的自鸣钟拿去看看，皇帝就让管钟的太监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让它不能发声，才给皇太后送过去。皇太后玩了几天，见钟不能自鸣，只好把它送还给皇帝。

黄金制成的六角形怀表，表底是一对天鹅的景泰蓝风景画，镀金表盘（1923年）

在“江诗丹顿中国古董钟表巡展”上，陈列在最中心位置的是15枚据介绍是“以中国元素为灵感设计或者专为当时的中国皇族而非凡定制”的钟表，事实上，即使江诗丹顿现任产品开发部总监塞尔蒙尼(Christian Selmoni)也说，他很难辨别清楚这些古董表的设计哪些是明确的中国风格，哪些是来自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的设计元素影响。不过，江诗丹顿博物馆里一些定制一对钟表的古老订单，至少能够清楚地证实江诗丹顿和中国市场之间久远的关系。他说，只有中国人才会这么要求。

Art Déco微型钟，表盘以玉石和蛋白石制成，表壳出自Verger Frères（1924年）

“这确实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我们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成对的。”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的副研究馆员郭福祥证实，“这和中国建筑的对称、室内摆设讲求对称都有关系，我们觉得好事成双，不单是钟表，其他东西也一样，一做就做一对。所以，英国人会造两个一模一样的手表，瑞士人则把图案装饰反过来，很符合我们镜像式的和谐喜好。”
      到了清代，皇帝们对自鸣钟的爱好也是有增无减。清代皇帝对钟表的评判经常是以机巧新奇为标准的，各种机械变动装置像指日捧牌、奏乐、翻水、走人、拳戏、浴鹜、行船等玩意儿有时候甚至喧宾夺主，把钟表的计时功能挤到很次要的地位。尤其乾隆皇帝对这些奇巧之物异常迷恋，甚至有位西洋钟表师都得出了“盖皇帝所需者为奇巧机器，而非钟表”的结论。在郭福祥看来:“外国人在追求计时技术的精确，我们要的是好看好玩，大家看起来哈哈一乐，很少看到我们为了追求钟表的准确计时费了多少力、有多少发明。”
郭福祥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天天通过指纹验证进出故宫的地库，摆弄故宫300年帝王的收藏品。现在故宫的钟表收藏总量是1500件，“这只是过去宫廷藏品中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可能时间长了毁掉了，丢失的也不少。不过，那1500件里面现在还没有发现江诗丹顿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