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保证扩大进口先进技术装备不损害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的努力，切实防范进口贸易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 运用采购团形式开展集体采购还有可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交易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 
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正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中国采购团四面出击几乎是满目肃杀中仅有的一抹亮色。与1990年代在美国发动贸易摩擦阴影下多少有些被动派出的采购团不同，目前在世界市场上四面出击的中国采购团要主动得多，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分析其意义：
在第一个层次，对于拥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国家而言，危机从来就是扩大进口的良机，因为危机会迫使卖方降低要价，并放松出口管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进口必要的技术和设备；作为“世界工厂”，中国需要进口越来越多的能源和原材料；作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我们有充足的支付能力；鉴于美国的某些反危机措施有可能导致美元资产显著贬值，我们需要尽快把手头烫手的美元花出去。既然如此，只要保证扩大进口先进技术装备不损害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的努力，切实防范进口贸易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充分利用危机机遇扩大进口，运用采购团形式开展集体采购还有可能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交易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
回顾历史，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有过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大规模进口设备的成功经验。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开始，苏联曾经创造了截至当时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工业化速度；而苏联工业化的奇迹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依靠大规模进口先进技术装备创造的，1920年代末，苏联所需金属切削机床的67.1％、涡轮机的52.6％、拖拉机的69％、发电机的89％、蒸汽动力设备的87％都是从国外进口的。[1]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恰恰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了以有利条件大量进口设备的机遇，1931年，苏联购买了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30％，[2]1932年购买了50％。与此同时，机器设备在苏联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1929年占30.1％，比1925年提高近1.2倍；1932年占55.7％，比1929年又提高了85％。[3]为了赢得苏联这个大危机时期唯一显著增长的进口市场，本来极端敌视社会主义、千方百计封锁苏联的资本主义大国转而争先恐后向苏联提供外交承认和贷款，以至于苏联到1931年底就成功举借了14亿卢布外债用于引进技术和设备（引自1933年12月25日斯大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采访时所述，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47页），约占苏联国民经济总投资的一半，相当于“一五”计划基建投资总额（88亿卢布）的15.9％。而我国曾经是受西方集团封锁最严厉的国家，直到今天，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仍令众多中美企业怨声载道。
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是截至1990年代的战后最严重经济危机，此前先后遭受西方和东方集团全面贸易封锁的我国正是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尼克松访华签署《上海公报》、取消对华贸易禁运的有利时机，启动了“四三计划”，即用43亿美元（后来追加8.8亿美元）集中进口上百项成套设备和单机，成为建国之后的第三个技术引进高峰。在这个计划中引进的4套大化纤装置对解决我国人民穿衣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解放出了一批棉田；引进的13套大化肥装置又和自主研发的良种技术、亿万农民在学大寨运动中建设的水利设施共同奠定了1980年代中国农业腾飞的基础。
此前中国赴欧采购团签署的采购合同中包括高档轿车、名表等奢侈品，在国内社会上引起了一些非议。我们需要看到，既然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拥有足够购买力的消费者，既然国内存在这样的购买需求，与其让国内买主万里迢迢飞赴欧洲采购，何如由内资商业企业采购后在国内销售？在后一种情况下至少我们还能得到流通环节的利润。而且，相当一部分奢侈品不仅仅是消费品，还具有投资品属性，为我国国民的投资行为提供便利更无可非议。
毋庸讳言，中国市场进口奢侈品销售快速增长，折射出了我国社会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收入分配失衡；某些政府机关滥用财政资金；行贿受贿问题严重；……但一个有序运行的社会中不同部门应当各司其职，无论对上述问题抱有多少道义愤慨，我们都不能要求商贸部门越俎代庖去履行纪检监察和司法职能。
在第二个层次，鉴于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而中国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我们派出采购团为遏制贸易保护主义作出表率，尽力维护全球贸易体系不因保护主义浪潮而分崩离析，归根结底有助于保护我们自身利益。
在第三个层次上，我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黑云压城之际派出大型采购团，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国际经贸和政治规则形成过程中取得更多话语权力，也为自己赢得更多盟友。一个大国如果不能给其他国家带来实惠，就不可能赢得他们的接受和尊重；一个国家的世界治理能力归根结底取决于该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派遣采购团政治意味大于经济意味”——某些舆论如此断言。在一定程度上，这句断言没错，上述第二、第三个层次是经济，也是政治。国际经济竞争的最高层次就是规则制定权力的竞争，就是政治的竞争；只要有助于为我们的经济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只要有助于提升我们在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力，我们就有必要理直气壮地投身于这种政治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