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涵予拍摄封面

近日，内地演员张涵予接受杂志《中国汽车画报》的专访，并为其拍摄了一组时尚汽车写真大片，张涵予照片中戴黑色墨镜，彰显男人味十足。以下为专访全文：
很准时，他穿着蝙蝠侠T-Shirt坐进了休息室，言辞不多，携带着宠辱不惊的质朴气息。吃透了阳光的黝黑肤色模糊了他硬朗的五官，这让他看起来与你身边任何一个可亲老兄没有任何不同。这个自认不善言辞的男人，时常担心自己说得不够精彩夺人。当他是张涵予的时候，他对表达并无太多的自信和欲望；然而一旦潜入角色的精神世界，他将获得光芒万丈的力量。
“外头太热，”他在沙发上打开四肢、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慵懒地靠住，憨实地说了句大实话：“要是能在屋里拍照片，多好。”
我不是谷子地，我是演员
2008年，当名不见经传的张涵予以“谷子地”的精湛演技一举封帝金马奖，人们记住了这个大器晚成、嗓音迷人的实力派演员。
“什么叫大器？这个词是从瓷器来的。它非常难烧，对窑、对火候、对所有材料的要求都很高，而且要烧很长时间才有可能把它烧出来，所以它叫大器晚成。你得等等，且烧不出来，烧出来就是一个大家伙。形容人也还可以，之前都在烧嘛，20多年都在窑里面慢慢小火烤着。”
自此，“要嫁就嫁谷子地”成了2008年单身女性的口头禅，新一代富有男性魅力的演技派“硬汉”诞生了。这个小时候在父亲眼里不求上进、上房揭瓦的男孩，以自己的成功化解了老人家的质疑。
“我父亲是八一厂的摄影师，他沉默寡言，喜欢做学问修养，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希望我做数学家，因为他认为艺术这种东西标准太模糊，决定因素比较复杂，你必须会应酬，与别人合作。父亲吃惯了体制的苦，郁郁不得志，所以希望我能成为更有自由度的数学家，他觉得那样更幸福。”
和所有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孩子一样，张涵予在北京大院的树影和样板戏的回响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小学的时候，他就迷恋起了收音机，能把8个样板戏学得有模有样，在家里的客人跟前“抖”一段样板戏便能使他获得无上的成就感。这种与父辈的期待相背离的表演欲并没能得到的父亲的欣赏，甚至勒令他去别的房间里反思过错。
8岁那年，张涵予把一封写给父母的信留在家里小木箱上，以“学习徐霞客上黄河考察考察”的理由离家出走了。叛逆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每个男人的心中都会有个关于征途的梦想。
“小时候真想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在电影院里坐着，一直看到天黑，看完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不上课还继续看。只要眼前有移动的影儿，不管黑白还是彩色的，都觉得很满足。我和同学把父母给的零花钱攒起来订了一本《大众电影》，这就是我们的精神大餐，一本《大众电影》经常是全班同学抢着看。”
无论父亲是否愿意，张涵予从同学家里借了一台“板砖”录音机，躲在自家厕所里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尝试：他模仿著名配音艺术家邱岳峰在《追捕》里的台词片断录下了的磁带，托人辗转送至中央电视台一位配音导演手里。很快，他得到了试音的机会；再后来，他在导演的惊喜中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配音工作。那一年，他刚满17岁。
“第一次就配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就成了什么坏蛋、老头、阴险分子的代言人。我拿到第一笔报酬的时候就拉我的一个发小到‘老莫’撮了一顿，花了高达30多块钱！”
在那时候的张涵予看来，了不起的人生是这样的——能穿上军装戴上三片红，去总政或八一电影制片厂当个文艺兵，走在大街上腰杆都能硬出许多。但是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之后，他的演艺生涯却并不那么顺利，甚至有一段时间，父亲为他的工作没着落而急火攻心。他在收发室里盖过邮戳，蹬着自行车刷过广告牌，在那辆挂着两只油漆桶的破自行车上，他幻想着自己是马上的佐罗。
“我没有天上掉馅饼进我嘴里的命，就必须熬到一种程度，经历过心灵和身体的磨炼，像西天取经的唐僧，熬到头了才能修得正果。”
“你听见号声了吗？听见了吗？”
“到了后来，配音成了一件挺无聊的事情。”张涵予对配音艺术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这件“行活”越来越不能满足自己的创作需求。

张涵予霸气十足

他看了太多的原版电影，非常了解配音也该把声音按照生旦净末丑来区分，多年后，当他总结自己的幕后心得，发现曾让他如此着迷的上海电影译制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配音理念也许完全不正确。
“不够忠实于原片，把人物的声音、台词全改了，声音低沉的阿兰·德隆完全不该是华丽的小生嗓；比如为了对齐口型临时现编台词，比如配外国片固定的某种腔调，这些都让人觉得越来越没劲了。”
即便是《指环王》里的甘多夫，对张涵予来说也不过是给朋友帮忙，进棚两小时的行活儿。而多年的配音生涯中唯一能让他觉得还不错的角色，是《沉默的羔羊》里的吃人博士汉尼拔。他深入人物内心去发出声音，感觉自己找到了人物的灵魂，然而最终这部影片却没能公映，这或多或少得让他有些失落。
1999年，认识十多年的好哥们儿傅彪将他推荐给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的导演叶京。几乎没有试镜，声音塑造和形象出色的他就成了剧中的男主角。在这部剧中，他几乎扮演了他自己，也是第一次得偿所愿过了一把表演瘾。
“我觉得这才是我要的生活，骨子里很快乐。但从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敢太想自己是否能演电影。就在这儿演着呗，等着机会。这行当，急没用。我这人不是非得要怎么着，怎么都行。”
既然喜欢做演员，能够从事这份职业本身就很愉快了，出彩当然是锦上添花，即使不能出彩，只要不放弃就会有机会。他心里明白：靠作品说话，路才能走得长久。所以他挑戏，经常能有八九个月没有戏演的时候；他挑角色，挑自己没演过的和离自身本色更远的，再尽量把他塑造像了。当一个类型化的角色再次找到他的时候，他宁可放弃，因为演过了。
“我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对的，这花开得踏实。我没有任何计划，演员做计划没意义。也许明天会有一个更好的角色，也许下一个角色就能把你毁了。”
也正是这份扎实平和的心态，使得张涵予成为自己的贵人冯小刚作品中不能缺席的“路人甲”和“路人乙”，《没完没了》中面目模糊的过客，《天下无贼》中惊鸿一瞥的便衣警察……冯导每拍一部戏都会给他打电话：“我这还有一个神经病，你要不要来？”
直到今天，没人能说清张涵予在读完《集结号》剧本后究竟为什么会痛哭流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些感受永远是不可言传。他坦诚自己曾有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久久地停留在谷子地的精神世界之中，尤其是那句令人怆然泪下的台词：“你听见号声了吗？听见了吗？”
一个“顽主”的理想生活
“演员是一个艰难的职业，在荣誉的光环底下其实你要背负得很多。机会是可遇不可求，机会来了就抓住，机会没有也特别正常。但机会更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张涵予倚坐在车上

在今年10月，那个衣衫褴褛的“谷连长”将以发型锃亮、高级军服的造型出现在年度碟站大戏《风声》之中，这个角色将有更多的内心戏供张涵予发挥。他扮演的日伪大队长是一个外表极其冷漠、内心亦正亦邪并令人难以琢磨的复杂男人。
“导演要求我只把粗犷的性格塑造出来，但我反复琢磨了剧本后觉得这个反派人物完全可以更有内涵。”于是，他将剧本中的细小情节联系起来，积极用心地与导演沟通，并获得了导演的认可。张涵予也透露其实美国影星罗伯特??德尼罗对他的表演生涯影响最大。
在冯小刚的眼里，张涵予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如果把上世纪60～80年代流行歌曲的几十首歌名排列下来，他至今能一首接一首地唱下来，绝不断档。而在整个采访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毫无掩饰自己对于接受采访这项“任务”的直接感受：总想说好点，可又怕自己说得不够好……
“生活中能给我最大乐子的是收藏老家具，我喜欢老家具的历史感，家具本身跟人的关系也很亲密，不像字画、古玉古董，你得把它们藏着，摸一下都得小心翼翼。我的这些老硬木家具，在几百年前是好东西，到现在还是好东西，里面聚了很多的人气和能量，有时我坐在一张案子前，就会想—曾经在几百年前，有多少个夜晚，古人趴在这张案子上，写出了锦绣文章，多少惊世骇俗的诗句。有空时把这些家具摆一摆，研究研究。有时晚上睡不着觉，就起来把桌子或椅子从这屋挪到那屋，摆在不同的地方看一看，自得其乐。”
买第一件老家具的时候，他就幸运得得到了好友、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指点。他学习每件家具的来路和作法，是京作、广作、苏作还是晋作。如今，他总是笑称自己的钱都花在了老家具上，妻子倒也挺支持的，因为除了这个，他也没什么别的爱好了。
“小时候在后海滑冰，正滑着突然有人来叫我，‘快脱鞋！那边有人打架！’我连问都不问打架的是谁就二话不说把鞋脱了杀过去了，跑过去才发现，要么是人家都打完了，要么是打架的人我都不认识……我总想需要我时就冲上去，那时就有一种英雄情结。”
上世纪90年代，张涵予和朋友做生意的时候，公司给他配了一辆切诺基，那是他此生的第一辆座驾。“那叫个激动啊，天天自己擦得干干净净！到了1995年左右，我就开上了现代吉普。我喜欢SUV，吉普车视线好，视野宽大，能给人一种征服路面、山坡、河流的感觉，走哪儿都敢下去。”
很少有人知道，张涵予至今还藏着一辆“嘉陵”军用定制款的挎斗摩托，即使大部分好友对这种“一嘴黄沙”的驾驶乐趣都敬而远之，也绝不上车，但这种与众不同的拉风方式却曾让张涵予乐此不疲。尽管没有汽车舒服，但那种乐趣却全然不同。
“‘嘟嘟嘟’开出去，那声音特别带劲儿。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像我这样年纪的男人还喜欢摩托车，那说明他内心里还有一部分没长大。”

第一次听这个明星的名字，估计我落伍了

没感觉到多少霸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