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手机导致了一位毕业刚一年的大学生之死。为什么？是生命太脆弱，还是机器太残酷？当追溯完这场悲剧的两位主角——富士康公司和孙丹勇的发展历程后，你会得到自己的答案
手机引发的血案7月15日下午6点，李荣粉很想给小儿子孙丹勇打个电话，半年来，她还没能和他说上一句话。一个月前，孙丹勇刚给读高一的妹妹寄了一千多元学费，李荣粉想告诉儿子别太委屈了自己，要多顾着自己。
丈夫孙阳东说：“没什么事就不要打了。”他没有想到，他这是在放弃听到儿子最后声音的机会——孙丹勇在7月16日凌晨3点33分跳楼自杀身亡。
就在李荣粉想着儿子的时候，富士康公司的三名保安正监视着孙丹勇，来到深圳市观澜镇兆利花园的孙丹勇住处，搜查一款型号为N90的苹果样机。
9个小时后，孙丹勇从兆利花园的A3栋12层跳了下去，那一刻，孙丹勇穿着白色T恤、牛仔裤和球鞋。
7月16日凌晨4点多，警察清理完现场后才把孙丹勇女友叫下来。她用云南话说：“一部手机怎么就逼出一条人命来了，为了一部手机，值得吗？！”
实际上，这款手机并不简单。此次丢失的iPhone手机为苹果最新的N90型号样机，是苹果公司押宝中国3G时代的旗舰产品。而苹果公司则是目前富士康最重要的代工客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7月13日，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区发现苹果样机丢失并汇报给孙丹勇所在事业群的环安课。7月15日上午，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区环安课（台式称谓，相当于保卫科）开始正式调查，孙丹勇作为样机的经手人，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不料，在接受环安课两次质询之后，孙丹勇竟然以自杀表示对调查的不满。
7月22日下午，孙的父亲、叔叔和哥哥取走了孙的遗物。遗物并不多，孙家只带回了两个箱子的物品。大部分是书，其中有一本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写的《世界是平的》，还有一个电磁炉和一台海尔笔记本电脑。电脑是两个月前哥哥孙丹雄寄的3000元买的，不久前，孙丹勇坚持把钱还给了哥哥。当天晚上，他们带着孙的骨灰和富士康的一纸协议（给予孙丹勇父母抚恤款36万元）返回了云南老家。
两个世界，各自出发孙丹勇的老家位于云南省宣威市龙潭乡一个偏远小山村，离昆明6个小时车程。1985年9月的一天，孙丹勇在这里出生，5年前，他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当地人的骄傲。
同样在1985年，一位祖籍山西的台湾年轻人郭台铭创立了富士康品牌，日后一路飞黄腾达，成为台湾首富。
孙丹勇出生的第二年，郭台铭到深圳龙华考察。当时，那里是一片荒野，野草长得比人还高。郭台铭站在一个高处对当地的政府官员指点江山：“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从此，龙华成为富士康全球运作的大本营。
初中毕业时，孙丹勇的成绩非常好，但由于错过了体检时间，没赶上普通高中的招生，当时孙的叔叔问孙丹勇是否需要他帮忙花钱找个好高中念书，孙丹勇说，“自己是块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选择前往宣威市民族中学读高中。
如今在孙丹勇家里，还留有一张孙丹勇1996年前后和妹妹的合影，照片上的孙丹勇穿着破旧的解放鞋，圆圆大大的脑袋显得很精神，眼神流露出乐观和自信。
孙在高中时曾是班长，但在班里从不得罪同学，有时同学逃课，也不向老师汇报。他天性并不敏感，但有其偏激的一面。读高中时，他曾被一位同学诬陷并殴打，多年后，这段往事被孙丹勇在自己最后的聊天记录里称为和手机事件并列的两大受辱事件。
在孙丹雄看来，弟弟从小就不孤僻，会讲笑话，很活泼，不过只在朋友和熟人面前是这样，在陌生人面前话很少。但不至于因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自杀。“我没有女朋友，他有，我不算孤僻，能说他孤僻吗？”孙丹雄说，弟弟在家里坐不住，很小的时候就想要一辆自行车，喜欢骑车带着哥哥去兜风，一兜就是十几公里。
实际上，一家人对孙丹勇的理解，仅停留在高中之前。之前孙确实是一个天之骄子，但到大学后，性格有了变化。
寒窗苦读2004年，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富士康的年会都举办得格外隆重，几十辆宝马、奔驰被作为抽奖节目的压轴戏，另外，还有上百万元的现金大奖。
这一年的夏天，和郭台铭同样意气风发的孙丹勇，独自一人买了张站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报到。
之后的5年时间里，孙丹勇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有一年的春节，一次是毕业后回来看爷爷。自从2002年孙丹勇和父母哥哥妹妹搬到宣威最大的镇子板桥镇讨生活后，爷爷就一直住宣威龙潭乡的农村老家。2009年春节是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孙丹勇本来打算回家过年，但加班到大年三十，未能成行。
在不回家的日子里，孙丹勇在寒假都会到哈尔滨的大街上扫雪赚钱。暑假则做些家教。
刚来到哈工大的时候，孙丹勇甚至连办饭卡的200元也没有，但仍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军训结束后，别人都换上了色彩斑斓的时尚衣装，而孙丹勇总是身着军训时发的迷彩服，总是穿着军训时的破胶鞋，但脸上却常挂着腼腆的笑容。
孙丹勇最先在大学被老师和同学知道，是由于他的贫困生身份。孙丹勇冬天从来都不穿棉衣、棉鞋，就是一身单衣、一双单鞋过冬，即使给他发了补助，让他去买，也不见他身上的衣服能暖和多少，每每问起，他都说不冷。由于舍不得花钱买棉服，孙丹勇还被辅导员训话，最后他的生活补助让班长代管。
在老师们的记忆里，孙丹勇在食堂吃饭从来只买半份菜，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非常勤奋努力，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碰过他人的一针一线，他的人品颇让同学尊重。
与高中时候曾担任过班长不同，孙丹勇在大学并不是学生干部，但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年级和班级任何需要他参加的活动。来到哈尔滨之后，同学们都是多才多艺，自己高中时学习上的优势体现不出来，甚至在班级都变成了中等，在大学时候才开始接触互联网。
面对落差，原本就只在熟人面前爱说话的孙丹勇，逐渐地沉默起来。
与孙丹勇进入大学后的落差不同，富士康在企业经营上直到2006年都没有遇到自己的天花板，从1996－2006年，富士康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50％，规模越大，增长越快。
2006年是富士康如日中天的顶峰。这年，《第一财经日报》因为报道称富士康为“血汗工厂”，披露了富士康公司剥削员工内幕，富士康向该报两名记者索赔3000万元人民币，最后迫于舆论压力撤回起诉。
到了大四，老师们担心孙丹勇找工作会有困难，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找工作很顺利。孙丹勇一开始是很想回云南的，但云南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正好富士康每年都在哈工大招聘很多员工。
当时，孙丹勇笑得很灿烂，他对父母说，“以后你们两个不用辛苦了，该享享福了。”但他不知道，富士康的这一纸聘书，开启了他生命倒计时的时钟。 (本文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谢鹏 翟巧红)
